第六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综述

赖 旭 辉

    第六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于日前在河北省承德避暑山庄举行，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美国、新加坡、日本、韩国学者225人出席了这一盛会。大会提交的论文共12”篇，分别在全体会议和分组会议上宣读并研讨。这些论文充分体现了当前多元的、全方位的、各层面的、多角度的和跨文化的《诗经》研究格局，表现出学术创新精神。现依笔者浅见，择其在会上产生较大影响或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分述如下。

一、《诗经》文献学

文献学是我国传统的学问，古代学者对《诗经》文献的考订、校勘、辑佚和整理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多成果。现代学者运用这一传统研究方法，往往能够联系最新的出土文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显现出新的研究特色。

潘啸龙《<何人斯>之本义与<孔子诗论>》对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之《孔子诗论》第二十七简的有关文字进行了辨析论述，按照战国楚竹书写实证和《孔子诗论》先称篇名后作评断的原则，潘啸龙认为，孔子评述的“可斯”并非《召南・殷其雷》而是《小雅・何人斯》。并联系《何人斯》之诗义得出《孔子诗论》“可斯雀之矣”之评正是指明了诗旨，显示出了《孔子诗论》多从诗之实际内容出发而与《毛序》多从“美”、“刺”对象附合之说不同的特点。

杨合鸣《<诗经>大武舞组诗考辨》一文根据《礼记》、《左传》等史料记载，考辨出《酌》、《武》、《般》、《赉》、《桓》为《大武舞》组诗。杨文认为《酌》写武王准备伐纣，《武》写武王伐纣获胜，《般》写武王凯旋回镐，《赉》写武王经营南国，《桓》写周初太平景象。如果此考证能够成立的话，这几首诗的史料价值将更显珍贵。

针对钟嵘《诗品》认为阮籍《咏怀诗》源出于《小雅》，而王夫之《古诗评选》则认为出于《国风》的分歧，林家骊撰写《阮籍<咏怀诗>源出<小雅>解》一文进行辨析。林文从阮籍的《咏怀诗》产生的时代背景、个人遭际、诗歌旨趣以及南朝颜延年、沈约等人对《咏怀诗》的体裁、形象、表现手法、语言等方面的评价论证，得出《咏怀诗》应源出于《小雅》并有所发扬光大的结论。

邵炳军《<诗・鲁颂・?s宫>之作者、诗旨、作时补证》在梳理先哲时贤的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本着择善而存之原则，尽可能地利用现存文献与出土材料来补证，得出此诗当为僖公时奚斯所作，作于僖公四年(前656)年，全诗皆颂美之意，极力歌颂僖公兴祖业、复疆土、建新庙之功德。全文论证清晰精当，显示出深厚的功底和渊博的学识。

此外，张建军《<大雅・公刘>与先周国家考论》结合文献和考古发现以及文化人类学材料，运用以诗证史的方法，对先周公刘时代从氏族社会到雏形国家的演进过程进行了考察。王晓平《日本古抄本<诗经>研究文献考》介绍日本相关《诗经》古抄本研究资料并分析其文献价值，主张在《诗经》研究中要更多关注海外保存的古代文献和予以科学评价。

二、《诗经》学史

《诗经》学史的研究在历届《诗经》国际研讨会均受到关注，研究者对《诗经》的传播、名作、名家等方面的研究乐此不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昭示着《诗经》研究向纵深发展。本次大会此类的论文数量达20篇，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

李家树(香港)《南宋朱熹、吕祖谦“淫诗说”驳议述评》是篇力作，该文把南宋时一场关于”淫诗说”的公案作了较好的梳理评述，给人以不少启发。文章认为朱、吕二人在辩驳中，朱的论据站不住脚，因为孔子口中的“郑声”不是《郑风》，“郑声淫”与“郑风淫”之间不可能划上等号，而吕对孔子“思无邪”的理解则比较符合孔子的原意。作者进一步认为，“淫诗”公案其实是汉、宋学有关《毛诗序》问题论争的一个焦点。最后指出，“诗无达诂”，孔子说诗注重教育，汉人说诗侧重美刺，到了朱熹进一步推出“淫诗”说，各有侧重，也各有时代背景及意义。

张强《司马迁与<诗经>》从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背景来考察其治《诗》的特征。作者运用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孔子诗论》、《左传》、《史记》等史料，认为司马迁论诗的价值评判尺度受到时代的影响较深，治《诗》有两个来源，一是上承孔子，即以孔子论《诗》为最高思想原则，以礼乐推明王道；一是近袭汉代《诗》学，与汉代四家诗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该文对于理解司马迁的治《诗》渊源和特色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龙文玲《西汉帝王与<诗经>在西汉的传播》探讨了帝王这一特殊群体对《诗经》传播的影响。龙文运用艺术消费与艺术生产的理论，从特殊读者影响艺术生产的角度出发，论析了帝王的政教需求、诏令引诗对《诗经》解读与运用的影响，指出帝王对《诗经》经世致用的解诗用诗传统和汉代今古文经学的地位的形成都有重要作用。

赵沛霖《二十世纪<诗经>研究与文化人类学》总结了20世纪《诗经》文化人类学走过的历程、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论述清晰有力，视角具有前瞻性，对研究者具有较大的启示。

刘怀荣《20世纪以来赋、比、兴研究述评》清理百年来赋、比、兴研究的主要趋向与不足，指出大多数研究具有积极的学术价值，但还存在几点不足：一是对赋、比、兴发生源头普遍重视不够，二是对赋、比、兴的讨论由于脱离了源头的探讨而显得各持各说，研究不够深入，三是很多研究者倾向于把这一组联系密切的概念拆散分开、单独研究，不利于从整体上把握这一组特殊的诗学概念，四是真正站在中国古代独特的艺术思维方式和中国诗学立场上来研究赋、比、兴的论著还不多。

三、《诗经》文艺学

《诗经》文艺学的研究深入文本又兼顾理论的探讨，具有鲜明的特色，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诗学的光辉遗产，推进中国文艺理论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赵敏俐《略论<诗经>乐歌的生产消费与配乐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艺术生产与消费”的理论观照《诗经》，对其生产消费进行了研究，指出在周代社会基本上只存在自娱式、寄食制两种生产方式和自娱式、特权式两种消费方式。《诗经》作为当时的朝廷乐歌，也正是在寄食制的生产、特权式消费为主、自娱式的生产与消费为辅这两种生产与消费方式的作用下共同产生的。还认为，从乐歌的生产消费入手深入探讨《诗经》在艺术方面的成就，应该是研究者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赵文的研究视角和论点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关注。

郑杰文《周秦汉人的<诗>学观与上古<诗>学系统》通过文献考察后认为，西周以至春秋中期通行的是“以《诗》为史”的《诗》学观，自春秋后期至西汉，“以《诗》为史”和“以《诗》为教”两种《诗》学观并行，因而在《诗》的流传中也存在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教”两大《诗》学系统。该文引证详瞻，对《诗》学理论的厘清和整理具有一定意义。相对于郑文综合归纳梳理的特点，谭德兴《<诗经>与周代的文学批评思想》则是专门探讨了《诗经》中蕴含的丰富多彩的文学批评思想，认为其中有诗歌案义观，艺术手法论，心物拦酃叵德郏?诗歌功能论。

王以宪《“诗言志”补辨》侧重从礼仪制度层面立论，认为从礼仪制度层面看“诗言志”还有三层含义，一是“志”有“标识”之义，所谓“以诗言志”，就是将“诗三百”当成一种标志来看待，以规范人们礼仪行为；二是“志”作“情志、怀抱”解时，应用在各诸侯及大夫间的交往中要区分所表达的是群志还是己志，是公志还是私志；三是所谓“赋诗断章，余取所求”并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它还要受到某种规则的制约和限制，尤其是在表达公志之时，更必须遵守礼仪等级的规定，要与主人或宾客的地位身份相符合，不可越礼僭行。该文补缺拾遗，使“诗言志”的意义更加清晰周全。

鲁洪生《郑玄<周礼注>比、兴观念产生的根源》对郑玄的比、兴观念进行了研究。该文论析造成郑玄在《毛诗传笺》中以“喻”释“兴”，“兴”可美也可刺，而在《周礼注》中却以每次区别比、兴的原因有二：其一，逻辑混乱，观念不清，其二，郑玄随文释义，从不同角度加以解说，在《周礼注》中以善恶美刺区别比、兴的解说，在《毛诗传笺》中主观上是沿用兴法说诗，客观上则将兴作为《诗》之表现方法加以比附经义。

李金坤《“鸟兽草木”与“江山之助”――<诗经><楚辞>自然生态审美意识演进论》研究《诗经》、《楚辞》自然生态审美意识的演进，比较分析了两部经典的创作手法，探讨了赋、比、兴文学理论和意境论的渊源。

此外，还有多篇论文探讨了《诗经》文艺学方面的问题。

四、《诗经》文化人类学

《诗经》文化人类学自“五四”以来就受到不少研究者的青睐，如闻一多先生对于《诗经》民俗文化的研究便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当今学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去研究《诗》文本，也堪称《诗经》学一大热点。研究者探讨《诗经》各种意象的文化内涵，并力图揭示《诗》与民俗的关系，取得了不少成果。提交本次大会的此类文章有15篇。

廖群《考古释“鱼”――“文学考古”与《诗经》礼俗研究之一》一文运用了许多考古出土材料，从大量的资料中探讨了“鱼”的文化内涵，得出两个结论：“鱼”这一物象，一方面引向了性爱的隐喻，一方面又引向了多福多禄、吉祥如意。王巍《试论<诗经>飨燕礼仪习俗》则论述《诗经》所叙述的周代飨燕礼仪习俗，认为它展示出周人追求血缘情感和重视和谐融洽的内心世界倾向，在人类民俗文化学上具有重要价值。

殷光熹《<诗经>中的田猎诗》通过对《诗经》田猎诗的梳理、考察和研究，揭示出其思想意义、艺术魅力和史料价值，同时又与周代的田猎文化进行参照，论证精当有力。

金荣权研究了《诗经》体现出来的品貌审美问题，他在《论<诗经>时代的品貌审美》一文指出，《诗经》时代男性之美表现于孔武有力、丰满富态、有威有仪、从容不迫和仁义君子之风，女性之美表现于仪态娴雅、丰满白皙、巧笑、美目，之后分析了其时代原因和文化意义。最后还分析了这种审美的时代原因和时代意义。

张树国《<诗经>祝辞考》对周代祝官制度及其职司范围进行了梳理，认为目前可以确定《诗经》中为“祝辞”文学的篇章至少有38篇。指出祝辞文学本质上是一种言灵崇拜，随着春秋后期祖先崇拜观念的日益淡漠和人本思想的兴起，人们对祝官的祝祷功能产生了怀疑，祝辞系文学遂由宗教神性向道德理性转化，转化为其他文体，自战国以后进入民间，并与愚昧和迷信搅合在一起，从此再也没有机会登上正统文学的大雅之堂。

五、《诗经》语言学

《诗经》语言学在古代属于小学的一部分，多表现为对语言的音韵、训诂的研究，“五四”以后随着外来语言学理论的引进，形态逐渐变得丰富多姿，吸引了诸多研究者的加盟，使得对《诗经》语言本身的研究更为深入，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届大会的此类论文共有13篇。

吴少达(美)《从河洛语看<诗经>》一文在大会上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兴趣。该文追溯了古老的语言河洛语，认为《诗经》里有很多河洛语成分，因为《诗经》原是古代的歌谣，音调唱声是传播的主要因素，而笔墨的记录，也有不少是依据音韵，因此《诗经》里有许多的借音字。记录人相当真实地把音韵保存下来，并且顾及书面的可观可读，假借字词也尽量美化成文句。作者从古音和河洛语来看《诗经》，就可以看到字义和音义完全不同、举世罕见的双义诗。例如，被誉为千古至文的《白华》首章，音义里含藏哲弃妇嚎啕悲伤的哭诉，令人惊叹不已。

赵伯义《<毛诗诂训传>解释通假说》对《毛传》破译通假的实例加以分析，说明其条例与得失。该文指出，《毛传》说解形态归纳为三种类型，一以词句解说，直接点明借字之义，二以本字解说，以本字点明借字之义，三依语境解说，在释句中顺带点明借字之义。《毛传》继承并发展《尔雅》义训，解读通假卓有成效。但是《毛传》解读通假也有事物，有时漏释借字，有时滥用《尔雅》义训，有时不识通假现象，误以他义解释。

林叶连(台)《从<诗经>探讨闽南语存古的现象》举证出若干《诗经》所存在的“古义”至今仍被活用于日常闽南语中的实例，证明《诗经》与闽南语有着一脉相承的源流关系。比如“相”字，“相鼠有皮”，“相彼鸟矣”等诗中的“相”字解释为“看”，今日的闽南语-法仍然如此，闽南语“一直相”就是“一直看”的意思，“相半晡”就是“看半天”的意思。全文例子翔实，从字音、字义及礼俗等多方面探讨，发现闽南语确是来自于黄河流域的古老语言。作者希望此文也可以让大陆人、台湾人一起省思“血浓于水”的道理。

综上所述，本届大会是一届成功的大会，《诗经》各方面的研究向着更深更广的领域拓展，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值得一提的是，有二十多位年轻的在读研究生们参加了会议，其中有不少人做了主题发言，显现出学术研究薪火传递的特征。总之，每一次大会的举行都能够给研究者们带来思想的碰撞和各种有益的启示，必将加快海内外《诗经》研究的步伐，推动新一轮研究高潮的到来。

原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11月第12卷第6期第105―108页